刘志伟“区域史研究的旨趣与路径”访谈摘要
摘自微信公号“鸣沙”（mingsha1840）
自施坚雅打破王朝国家历史叙述的范式，提出从区域的脉络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起，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好的区域史研究，一方面要讲好所研究区域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在故事中呈现一种“理”。这种“理”，不只是对研究者个人有效，还要能引起其他历史学家乃至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共鸣。在中山大学温春来、谢晓辉两位老师的共同参与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任建敏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老师就区域史研究这一议题进行访谈，主要围绕区域史研究的当前动向与思考认识等。本文出自《区域史研究 创刊号》（总第1辑），主编温春来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从制度史到区域史
一开始确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很明确是要继续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的路径，梁方仲先生从一开始做一条鞭法研究，就很明确地说出了一条鞭法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方面。”沿着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路径，我读研究生时，从户籍赋役制度着手，真正着眼的，从一开始就是明清社会经济结构。
现在回顾起来，1985年是我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最直接的契机，是在这一年开始了和萧凤霞教授的合作。与科大卫大概也是在1985年开始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看地方文献，特别是族谱，是我们都有兴趣提取的文献，于是就逐渐互相注意起来。所以，把1985年看成我的研究转型的时间点，也是有道理的。
梁方仲先生在《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后记）》中提示我们，明代赋役制度改革，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我后来的研究，也始终围绕着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进行研究。要弄清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必须走到乡村，探究乡村社会赋役征收的实际运作机制，我在书中增加的第五章，就是讨论作为赋役征收与乡村社会关系连接机制的图甲制如何因应着赋役制度变化发生改变。
可以说，1995年出版的Down to Earth和此后科大卫开始写作的Emperor and Ancestor，都表明这一年在我们的研究道路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点。
我16岁中学毕业，那是1972年。中学毕业之后，我有一段工作的经历，当时毛主席要我们读马列原著，其中有6本书是毛主席要大家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最早阅读的具有思想深度的著作……
我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说法，不是认为有一个主体叫作“国家”，另一个主体叫作“社会”，然后通过户籍赋役制度去讲两个主体的关系。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既不是讲国家，也不是讲社会，而是讲一个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的领域，就是我明天即将参加的会议的发言主题，讲中国王朝体制下的编户齐民社会，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同构的体制。
我当年循着梁方仲先生的路子，研究户籍赋役制度，真正的关怀是要落在理解明代以后的社会变迁上的。后来一直在这个方向努力，但还不能完成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研究。书的第五章，是要把赋役架构的变化，通过户籍体制的变质，引到解释社会结构的衍变，但后半部书始终没有写出来。因此，重版的时候，我想附上几篇后来的文章，多少能够呈现我的学术关怀所在。选入作为附录的三篇文章，本来都不是专题研究的原始成果，都是综合了我不同文章而成的，解释的架构相对比较完整，可以体现出我早期研究的学术关怀的延续。而且这几篇文章，都是在大家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发表的，一篇在《东吴历史学报》，一篇在《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一篇在《历史研究》，放在书的附录，便于大家搜阅。
作为区域的岭南
我对南岭的兴趣，牵涉一个也许很大的历史关怀，关系到在全球史视野下对整个中国史或东亚史的理解。
所谓“区域”，真正的意义是一个超越国家的视域。一个所谓的“区域”，可以是国家里面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跨越国家的空间范围；在国家里面的这一部分，可以局限在国家这个整体中看，但我更主张是超越国家的视野。这样，所谓“区域”，虽然包含了“局部”的意思，但更具有整体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是有着长久的学术传统的，就是所谓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传统。从草原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人群的互动关系去认识汉唐以后的历史，本来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一种主流，在这个主流下，内在地包含了中亚的文明与东亚文明互动的视野。
在明清史研究方面，近年来也越来越多转向这样的方向，赵世瑜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就体现了这样的追求。赵世瑜这篇文章把明代历史中的“南倭北虏”问题放在“海洋史”的历史逻辑和“内陆史”的历史逻辑下来认识。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界线理解为空间的隔离，而是理解为交往的空间的话，这个连接区的南部界线，就是南岭。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存在将人群的活动空间分割和隔离开来的自然地理分界，但这些分割区域的自然条件，又是区域间流动交往的通道和媒介。不同区域之间的阻隔地带，同时也会形成一个交往的空间场域，就是说，这些边界地区，也是一种区域的形态。
我这里说的南岭，指的是广义的南岭。准确地说，是以南岭为中心的南方山地，从南岭往东，连接武夷山、罗霄山脉，延绵到浙江南部的山地，往西连到广西、贵州。把这大体连成片的山脉群视为中国与海洋世界连接的“界线”，才能对中国历史具有更整体性的认识，才能真正建立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认识，这是做南岭的“区域史”研究必须有的视角。因此，所谓南岭的区域史研究，是放在南海连通出去的海洋世界与以湖区为核心的中国南部的视角下去展开的。
Schendel教授提出的Zomia的概念，在中国主要是由于James Scott的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一书而为学界所了解。因此，学界一般都关注这个概念表达东南亚高地无政府状态的意义。不过，除了这个特定的意义外，我深受启发的是这个概念包含的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边界上交往形成的区域空间意义。更早启发我这一想法的，其实不是Zomia这个概念，而是梁肇庭教授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基础上提出的客家区域的概念。因此，我这些想法更主要还是来自施坚雅的区域概念。
在中国历史学界，讲到施坚雅，都着重关注那个六边形的市场层级结构模型，以及由此逐级上溯形成的九大区域的周期理论。这当然是施坚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解释。但我认为，他的这个模型对中国史研究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他建立的区域，是通过“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来理解的。我要强调的是施坚雅在他就任亚洲学会主席的演说中的一句话。我把这句话翻译为：“（区域）是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这些地方和区域的范围分别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为依据。”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从前是没有这样一种认识的。这一点对社会科学来说本是不言而喻的，如经济学和人类学，如果要建立区域的空间概念，也许很自然会从人的行为去构建。
Zomia的真正意义，是以人与物的流动为主题，而不应只局限于逃离国家的问题。
我提出过，客家话其实是南岭山地的普通话，引起一些人的批评。语言的空间分布为什么可以构成一个区域？因为语言是在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以交往方式来理解历史，所有社会的变化以交往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其实就是随着交往方式变化形成的空间过程。回到岭南区域史的话题上，在这样的区域观念下，现在习惯性以国家、政区和行政体系为单元去研究，去定义地域文化概念，会遮蔽我们的视野、扭曲区域的图像。
赵世瑜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对像岭南这样的区域范畴做了很好的历史解构，虽然这篇文章讲的是“岭南”，但实际上是关于“区域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讨论。
粤北在元明之际发生的变化确实很大。明中前期，正统年间的东南地区邓茂七、叶宗留等在山区的动乱，影响范围很大。不一定只是他们这群人本身，而是东南地区一大片山区里头的人群。这些人群的所谓“叛乱”，不应该简单理解为造反，而是这些山地人群与国家统治互动的方式。王朝镇压“叛乱”的结果，就是这些人群被纳入了国家版图。
区域史的学术训练
第一，适用于所有田野工作的是获得空间感，包括方位、景观、生态环境，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材料，能放回到现场的空间感。这种空间感的获得，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一进入就要很有意识地去捕获，不要视而不见。这种空间的掌握，对于解读文字资料是非常必要的，郑振满称之为在现场读碑。
第二，要和当地人接触沟通，前面说的空间感还需要同当地人的情感相通。
第三，要观察景观和各种礼仪标签，包括建筑、道路、各种设施，这些也是资料，也是包含了丰富历史信息的资料，会帮助你发现和理解当地的历史。
第四，要关注当代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包括当代正在发生的活动的文字资料。
第五，我们还要看坟墓、祖屋等历史遗存。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很多是和历史有关的。我喜欢带学生到南沙的塘坑村考察，那个村的背后有非常精彩的历史。
第六，要尽可能多了解现实的情况，尤其是生态与生计、婚姻家庭制度、民间社会组织、仪式活动、各种民俗等。
区域史，是相对于所谓国家史的一个概念。这种相对，不是说研究的空间范围的大小，而是说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和国家史要有所区别。在我看来，国家史是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区域史则要以人为行为主体。区域史研究不是要取代国家史，也不是国家史的补充。我们千万不能把区域史理解为国家史的局部或缩小版。区域可以是某国内的一个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范围，可以包含多个国家，也可以是跨越多国边界的地理场域。区域史是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与国家史不同的历史范式，不应该在整体与局部区别的意义上理解。